本文原题为《周令飞：被误读的爱情》,（《南方周末》1999.4.16.）
周令飞
像只栖息不定的候鸟，忽而台湾、忽而大陆，忽而日本。记者约了他一年。见到他时，他不住地道歉，说自己太忙太忙。46岁的人了，两鬓微霜，还在为自己的艺术理想打拼。
“以前，在大陆和日本，人家介绍我时，总要加上个定语————鲁迅的孙子。”周令飞说：“年轻时感觉有些轻飘。成人了，有了想法，知道别人敬你，不过是因为鲁迅，真有些不好受。”
现在他可以释去重负了。他已是名闻台湾和日本的演出策划制作人，当一个又一个国际奖颁给他时，他凭自己个人的能力，已创造了一个周令飞：“如果不出去，不受苦，我还是‘鲁迅的孙子’，不会有现在这种创造的快乐。”
这快乐背后是１８年炼狱般的生存体验：从“红色文化圣裔”到“台湾的东床快婿”再到台北贩卖爆米花的小贩……
基督山和红卫兵
文革初始，周令飞只有13岁，是北京著名的高干子弟学校————景山中学的初中生。
同学中将帅子女很多，肖华的女儿，罗瑞卿的儿子，与他相处不错，“我们班上，算我爸官最小，只是广电部搞技术的科级干部，能进‘景山’，是沾爷爷的光。”
很多同学都加入了红卫兵，但周令飞的父亲周海婴属于“技术官僚”，他无缘加入，“人家不收我，我想造反也不让。”
他回到家里，“我父亲见外边那么乱，就索性把我们兄弟关进家里，熬时间的办法，是全家读小说。”“我们家藏书多，所谓禁书也多，再加上朋友交换，好书就不断了。”“而且很安全，没人敢抄鲁迅的家。”
《基督山恩仇记》，周令飞看了四遍，每次都是不同的版本。法国浪漫派小说，最能打动正处在生理、心理发育中的少年的心弦。那时的孩子，都渴望苦难，渴望成为英雄。“基督山伯爵”承受的苦难，和他不羁的意志，以及大功告成，换得美人归的传奇人生，使周令飞充满绮丽的想像。
从气质上来说，他不同于祖父的尖刻和严厉。后来，他去东北当了兵，再后来就是转业回京当摄影记者、美编，但对《基督山恩仇记》的偏爱，始终如故。
东京爱情故事
1981年，周令飞去了日本。这是周海婴先生和日本友人的安排。“文革”耽误了大儿子的学业，让海婴先生始终无法释怀。那时，周令飞已二十有八，在北京的美术出版社当摄影记者——一份人人称羡的工作。
那时他还没有结婚，但恋人像走马灯似地换。在北京，正值知青大返城，女孩很多。他高大俊逸，家境又好，是女孩们的目标，而且身边还有“组织上关心，热心人牵线”。
他一个也谈不成。“刚刚开始时，感觉都还不错，时间一长，就死缠着你让帮调单位，搞一些紧俏货。”
周令飞是个精神化的人，对这些只有本能的厌恶。这时刚刚开放，人们物欲狂热。“现在想想，她们那样，也很自然，中国那时像我家一样衣食无忧的，毕竟是少数，生活很实际。”他心目中的恋人是像《基督山恩仇记》中那个小鸟依人，与心爱的人同甘共苦的女主人公。
在东京，他遇见了她，一个小他４岁的台湾女孩。她叫张纯华，他们在同一所语言学校读书。
他开始在中餐馆打工，供自己读书，“那时，我初步尝到了普通人生活的艰辛。”“张纯华也是靠打工攒钱读书，当我知道她家是台湾有名的富商时，我很吃惊。”
那时，他们已深深地相爱了。周令飞觉得她既传统又现代，有着北京那些前女友们没有的品质。她有着传统中国女人的温柔贤淑，吃苦耐劳，“这种女孩，经过一场文革，在大陆快要绝种了。”
障碍，是她是台湾人，而且家族是与国民党有些渊源的富商。
很多同在日本的人劝阻他，其中有他父亲的老相识，一个老布尔什维克，因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甚至还对周令飞动粗。
周令飞有着他祖父一般执拗的性格。在他携妻赴台时，他对追来采访的记者们说：台湾、大陆都是中国，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，有恋爱结婚的自由，也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。他想告诉大家，这是他的“个人事件”，不是“政治事件”。
但他是鲁迅先生的孙子。日本媒体造谣，称他是“亡命”，台湾人跟进。“
其实‘亡命’一词，日语的理解，与中文之间差异很大，而台湾记者妙笔生花成了‘投奔自由’，我成了叛逃者。”“一个小小的自费生，又非要员，何来叛逃？”
台湾那时，也远没自由可言，绿岛关押着柏杨、雷震，国民党防民之口甚于防川。
“我是投奔爱情。”周令飞说。
让周令飞伤心的是：虽然国内官方从未给他一顶“帽子”，但有“美国之音”的炒作，和国内几家报纸的外电转载，海峡对岸谣言纷起，其中一个流传颇广的版本是，周令飞去台湾，是中了台湾“军情机关”的“美人计”，张纯华是“妖娆的女特务”。
那阵儿，周家面对的压力非常大，周海婴夫妇路上碰见故旧，他们也避犹不及，更何况打招呼。
两岸风云不定。周令飞的到来，使当地媒体如获至宝。“他们常问我，台湾、大陆哪边好？我就说各有各的好。”
只在电台电视上，他敢说上两句。但“没说过一句他们想要的话。”“文字记者，我怕，他们会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在你头上”。
新婚燕尔，十分幸福。岳父的“人人百货”是台北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，他在店里当协理，负责总务和企划。他岳父极盛时，曾经垄断过台湾中小学的校服生产和供应。
在台北卖爆米花
一年后，张纯华为他养了个女儿，周令飞尝到了初为人父的喜悦。
那时，台湾开始修建地铁。本来是地下作业，但为减低成本，改成地上，“人人百货”的进口被挡住了，生意锐减，苦苦支撑了半年，终告破产。
家里连住宅都抵押给银行，周令飞一家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，只好租房而居，家具也全是旧的，是张纯华从兄弟姐妹处捡来的。
张纯华又怀孕了，夫妻俩没工作，釜中无米，只好做了人流————让周令飞痛心疾首的是，婴儿已成形，是个儿子。
他开始找工作。一条街又一条街，一幢楼又一幢楼，但老板听说过他的事，又是鲁迅先生的孙子，怕“树大招风”，他连一份小工也打不上。鲁迅先生的著作在此时的台湾属于禁书，从海关带入要没收，甚至判刑。
“老板可能不知道鲁迅，但用大陆人，总是不放心。”周令飞说，晚上往家走，黑暗中忍不住流泪。
张纯华没有怪罪过他。他们俩觅职不得，只好自行就业。他们买了台爆米花机，将爆好的玉米花批发给摊贩，“台湾记者还要在我身上找料，写轻薄文章，拿我消遣”。
又一年后，二女儿出世了。忙于生意的周令飞夫妇没有时间，只好让她进一家条件很差的托儿所。８０年代中期的台湾，正值社会嬗变期，人心浅薄，“那里的保育员嫌小孩吵闹，竟会给她吃安眠药”。
岳母发觉后，把外孙女抱了回去。周令飞对她非常感激，“她是道地的中国慈母”。
他眼中淌出热泪。一个志存高远的男子汉，竟然无法给妻儿一点保障，令他无地自容。他更感激张纯华，她就像她母亲的翻版，富不骄，败不馁。
大约８０年代中期，周海婴夫妇出访日本，回国途经香港，长子一家从台北赶来看他们二老。周令飞说，那时，“我们一家真寒酸极了，跟小工差不多境遇”。“但父亲带来了好消息，廖承志曾对他说过，我在台湾表现很好。北京上面从未把我当什么叛逃者。”
基本上在这个时候，周令飞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。“麦当劳”入户台北，当过美工懂装潢的他揽了不少活，家里也有了点积蓄。苦日子要捱出头了。
但他毕竟是个文化人，有些闲钱就想搞点文化。回大陆探亲，他带回的是资料。他要写书，搞研究。
从舞台研究到舞台策划
在北京时，与海婴先生相交甚契的，演艺界的名伶不少。周令飞从小对京剧称得上有所偏爱；当摄影记者时，剧照也是他最热爱的体裁。
回内地探亲，他看见的却是中国传统舞台艺术的凋零。他访问了不少戏曲界的名宿名角，心里想的是能为它做些什么？
他尝试着写当时国内研究者没有写或者有些不屑的题目：建国后的中国舞台艺术史。几次探亲归台，他带回了几十公斤的文字图片资料。
他倾尽积蓄，全心投入写作。积两年之功，５０万字的《梦幻狂想奏鸣曲——大陆舞台艺术４０年》一书完成，在《中国时报》连载后，由时报出版社出版。
“写完这本书，我对几十年来国内传统舞台艺术的脉络理清楚了，也深入了解了她的病灶所在。”他认为以后的问题，便是传统舞台艺术的出路问题。
中国文化的出路，正是中国人的世纪题目，也是曾经困扰过他祖父的题目。
文名既立，他进入了台北的文化圈子。他好动，发觉自己最大的特长是节目策划。策划人在台湾和国外，是“总导演”，不仅是摇羽毛扇的人，“台湾的策划，从策划书写作、资金筹措、演出安排，……样样都要亲手去做”。
90年代初，他策划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中国古瓷精品展览。“这都是中国瓷器精品中的精品。天价的古瓷基本上找全了。”
为了说服散居世界各地的收藏家，他花了一年多功夫，“随身带走价值几百万美金的绝品，大功告成，真开心呀！”
从电视节目策划到展览策划，他又开始涉足“秀场演出”。有一档节目，他在日本办，使台北到东京的航班爆满，“挣不到多少钱，但很有成就感”。
在他的梦想中，中国传统舞台艺术应该有自己的“秀场”，他想把它每一个美丽的片段，都编织其中。
于是他回到上海，在西藏路凤阳路交叉口的临房内，他摆进了自己的工作台。
一晃18年了，人生如戏，人生如梦。在上海陌生的人群中，周令飞感慨万端：这是他祖父待过的城市，到处都有鲁迅先生的痕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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